观察||中国学术评价机制前瞻 2018-04-02 15:15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性生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情。

中国的科研管理和科研运行机制起初大规模地复制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期内凝聚巨大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从长期看有严重的弊端。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和苏联解体，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再醒目，然而，中国现行机制中的某些严重问题惟有诉诸于这个历史背景才可以理解。

在建国之初，政府对科学界提出的核心需求是服务于国家安全，一切其他需求都从核心需求衍生而来。这使得科研运行直接指向具体的应用点，也就是说，科研运行的指导原则从出发点是偏离科学的实际运行的。具体到人文社科领域，这种核心需求直接指向意识形态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这两个应用点。这种出发点导致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极具中国特色，中国学者在试图与国际接轨时，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出发点造成的背景差异。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文科学者突然面对一个剧烈的变化。就运行机理而言，学术界直接面对中央政府的指挥棒，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改变；重要的变化在于，中央政府的核心需求发生了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尤其是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家安全已经不是紧迫的考虑，政府的兴趣转变为寻求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学术地位。简单地说，政府希望我们的文科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与经济成就相当的进步。

这种剧烈的核心需求转型决定了学术评价机制中隐藏着内在冲突。学术评价机制由政府的核心需求所决定。一方面，文科学者群体面临着“建设双一流”的中央指挥棒，这意味着与国际接轨是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如果不能与国际接轨，则全部成就都沾不上“双一流”的边；另一方面，文科学者群体过去所面对的核心需求导致我们的学术界在出发点处与国际学术界脱离，这个背景差异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削平。文科学者群体面临的尴尬根源于此。仅仅在某些技术性和工具性较强的分支学科，适应这种核心需求转型可能相对容易。

简单地说，文科学者群体以前得到的指示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在新世纪这个指示突然变成进入外国同行的游戏场，和外国同行玩并战而胜之。这个转型唯有通过内部换血实现，而换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 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困境与弊端

抽象地说，学术评价机制应当发挥两种功能。

功能一：分蛋糕。

政府和社会对学术界的总体投入相对稳定，这些资源要拆解以后层层分发，通过各级学术组织最终落入每一个个体手中。资源分配需要稳定的标准，学术评价机制为资源分配提供标准。

功能二：指导方向。

学术评价机制的底层预设是通俗经济学的“理性人预设”，即每一位学者均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此处“利益”是广义的，不仅限于经济利益）。通过学术评价机制的运行——即通过分蛋糕——可以调整学者的行为，在理想情况下，调整的结果导致学术界生产出品质更优的蛋糕。落实到中央政府当前的核心需求，所谓的品质更优的蛋糕即“双一流”。

分蛋糕是一个零和博弈，分配方式不会导致蛋糕品质的升降；唯有通过调整游戏者的行为，才能干扰蛋糕的品质。迄今为止，功能一（分蛋糕）的运行始终是顺畅的，但是功能二（指导方向）的运行陷入困境。

中国学术界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府垄断优质学术资源，私立大学学术水平低下，民营企业和民间研究机构掌握的科研能力有限，在人力、财力、政策倾斜、资质认定、声望评价等方面，政府拥有绝对权威。这意味着，就功能一而言，不会有任何阻力。吊诡之处在于，游戏需要必要的阻力，没有阻力的游戏不会是健康的游戏。

从现行的各种“评估”和“排名”看，学术评价机制所依赖的绝大多数指标是“内部化”的。例如，学者的职业声望，科研获奖，高水平论文，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优秀毕业生，等等，这些指标都是在封闭的零和博弈中生成的，这些指标指导分蛋糕，然后通过分蛋糕指导各级学术机构和学者继续努力生成这些指标。核心指标是内部性的，这就决定了这种评价机制的功能二无法实现。

如果功能二能够实现，唯一的解释是通过分蛋糕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整体产能，而现行的评价机制仅仅鼓励游戏的参与者生产指标的热情，与优化资源配置无关。这种局面导致两个游戏者群体的诞生。

群体一是精明能干的超级玩家群体。这些游戏者善于创造性地利用分配机制，在实际贡献微小的情况下收获巨大利益。近年来学术界频繁出现恶性学术造假事件，其根源在于评价机制。学术丑闻各国都有，但是中国的学术丑闻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恶意获得巨额公共资源。优质学术资源由政府垄断，指导资源分配的指标具有内部性——以上两个中国特色决定了学术丑闻的中国特色。

群体二是休眠群体。面对现行的资源分配模式，多数玩家会立刻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自己只能拿到一块确定的小蛋糕，也就是说，玩家在游戏中的收益与玩家的表现无关。在这种背景设定下，玩家的最佳策略是休眠。由于学者始终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所以大量既无学术能力又无学术兴趣的求职者成功入职，这些学者从出发点处就决定了休眠策略。

现在学术界面临着建设“双一流”的任务，这意味着，学术评价机制面临重大革新，在学术评价指标中将大量引进外部指标，这些指标是无法以内部分配的方式生成的。而历史上的学术评价机制已经成功地驯化了学术界，既固化了玩家的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也固化了玩家的游戏策略。这种固化的格局是针对内部化的评价指标充分优化的，完全不适应生产外部化的评价指标。

学术评价机制革新无法改变玩家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甚至对玩家游戏策略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在这种局面下，指望学术评价机制成功地引导学术界产出外部指标，需要惊人的乐观精神。简单地说，外部指标的生产不能依靠现有的机体，只有通过换血实现，但是学术评价机制只能调整机体内部的资源分配，没有换血功能。

中国学术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形成的两个核心病灶。这两个病灶生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在近六十多年来发展成型——

◆ 中国学术的核心病灶

整体而言，中国学术界与中国体育界多有相似之处。

在理想情况下，体育事业的社会职能包括提升国民的健康和快乐，提供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以及满足体育自身的需求——实现更高的体育竞技水平。在全部的正常职能中，并不包括“为国争光”这一条。遗憾的是，中国体育的发展重心恰好指向为国争光。这种发展战略继承于苏联，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依然依附于这种战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体育事业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发展重心指向了非正常职能。

我们的科研发展战略同样继承于苏联，苏联解体之后，巨大的惯性没有消失。学术事业的社会职能包括很多方面，学术界要应对来自国民和国民团体的需求，也要应对学术自身的需求——实现更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在正常职能中，确实没有“为国争光”这一条。

当然，学术和体育还是有一个重大差别。体育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领域，只要在GDP中拿出一个很小的百分比，配合清晰明确的指挥棒，就可以收获预期的外部指标数据，具体地说就是各种国际比赛成绩。然而，学术比体育复杂得多，需要耗费的资源也大得多，以办体育的逻辑办学术，不容易出成绩。

新中国的学术界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蹒跚之路，累积而成两个核心病灶。第一个病灶是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学术确实可以服务于社会治理，服务于政治稳定，然而，充当政治工具并非学术的本初职能。在理想情况下，健康的学术界在社会治理中充当建设性的批评者，为政治健康提供必要的干预甚至阻力。学术有其自身的方向和使命，一旦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不仅丧失了自身的根基，同时也丧失了以健康方式服务于政治生活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获得重大成就，然而，第一个病灶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衍生出第二个病灶，即学术成为功利的工具。建政之初三十年间，全社会在整体上贫困，政府对学术界的投入在整体上不足，导致学术界内部处于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状态，尚未出现分层现象；而近三十年间，政府掌握了丰裕的可分配资源，这些资源投入学术界以后，导致学术界内部分层，逐渐形成了固化的金字塔结构，并在塔顶形成了超级玩家群体。从塔顶的角度看，学术事业可以生产巨大的个人功利。追求个人功利无可厚非，然而，学术成为超级玩家的功利工具以后，游戏格局发生了整体上的变化。

对比最初三十年和近十几年的学术评价格局，可见一些诡异的变化。在最初三十年，学术界没有稳定的常态化的系统化的资源分配机制，各种资源以行政方式零星地分配，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有明显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近十几年，常态化的系统化的资源分配机制逐渐成型，行政部门逐渐退出分蛋糕的具体操作，具体操作改由金字塔的塔顶操刀。在最初三十年，学术的政治化主导游戏场，在政界与学界的博弈中，政界是单一赢家；在近十几年，学术的政治化和学术的功利化共同主导游戏场，在政界与学界的博弈中，政界与超级玩家双赢。超级玩家不仅是贯彻政治化意图的楷模和中介，而且是直接的执行者。在服务于政治化意图的工程中，超级玩家实现了学术的功利化。这是合作共赢的完美阐释。

◆ 中国学术评价机制展望

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一定基于对历史的自觉，一定针对现行评价机制的困境和弊端。我们无法洞悉这种良好机制的种种细节，但是某些宏观原则是清楚的。

原则一，平稳顺畅的换血过程是根本。

所谓换血，就是让合适的人占据合适的位置。在这个环节上，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高效率的常态化的学术人才二手交易市场和学者退出机制。出于地域发展均衡的考虑，中央政府有抑制二手交易市场的动机。出于社会稳定和就业保障的考虑，中央政府没有建设学者退出机制的动机。需要注意的是，“退出”机制不同于“淘汰”机制，虽然表面上看效果接近。要点在于，建设“双一流”的愿景对各级科研管理机构有指挥棒效应，如果在换血过程之前强行启动外部指标建设，结果未必理想。

原则二，学术资源来源的多元化。

在健康情况下，政府直接掌握和分配的学术资源应当仅仅在总体资源中占据适当的比例。多元化的资源来源会导致各种诉求和愿景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保障游戏中的必要阻力。现行机制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或者直接分配学术资源，或者通过“评估”和“排名”指导资源分配（例如大学排行榜和学科排行榜对优质生源分配的指导效应），分配过程没有健康的阻力。

原则三，学术评价去中心化。

人文社科领域的独特之处在于，学术成果的鉴别和评定缺乏客观依据。既然没有客观依据，就不必追求客观依据。严格说来，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的终极标准是同行群体的内部意见汇总。这个标准当然是主观的和不稳定的，但是与各种“客观化”的评价依据相比，这个主观的和不稳定的标准是最可靠的。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能力的背景下，大规模和高精度地统计同行内部意见并不困难。

当然，这种统计工作需要一个精密和完善的系统，需要处理和抵偿各种干扰和偏差，需要为每一名评价者的意见动态地分配适当权重，需要长时间的运行调试，建设这样一个系统是困难和复杂的，但是并非不可能。真正阻碍这样一个系统诞生的是现行评价体制中的两个“中心化”因素。因素一是学术评价以中央政府的诉求为中心；因素二是各种学术评价终归由某个“评定委员会”执行，而这种委员会的构成是中心化的和固化的，只有顶尖的精英教授的评价意见能得到表达。

中国学术是否能摆脱困境，走向健康的未来？从乐观的角度说，这将是一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艰难路径。我们孤独地站在抉择的关口，并无可资效仿或参考的样例。这是中国人一手制造的独特困境，只能由中国人一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