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修炼”中实现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2020-05-08 15:36

4月29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与应对”线上研讨会。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全球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对经济形势的评估需要有“底线思维”，并做足长期准备
       目前全球疫情呈现继发性蔓延的特征，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出现从外生冲击转化为内生冲击的迹象。由于各国的停工停产，导致全球贸易活动快速萎缩，全球产业链也面临短期停摆的风险。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全球经济受到损伤的程度就越大。由此，控制疫情便成为当前摆在首位的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已开始内生于经济政策。此时各国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已经不仅仅是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更重要的是考虑保住经济增长等基础性问题，以此来缓解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减少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但今后中国经济恢复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在经济下行与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就业增长相比上一季度下降6%，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二是居民消费下降速度快于居民收入增长下降速度，国内消费市场压力增大。三是疫情冲击下海外需求端萎缩，中国外贸企业由于陷入“订单荒”而压力陡增。四是进出口贸易因疫情明显放缓，后续发展仍将受全球疫情走势影响。
       疫情影响下，我们的政策应对需要有“底线思维”，那便是保民生，缓刺激。从长期看，应重点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则需要改革，其中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关键，尤其是农民的宅基地和集体土地入市应该成为突破口。从中期看，应建立应对型应急机制和应急体系，满足“六保”的需要，特别在粮食安全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从短期看，中国的GDP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就业、财政收入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危机应对政策应有别于常规经济政策，稳住宏观经济格局是关键
       危机时期经济政策需要超常应对。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各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大危机时期首先采取克服道德风险、出清市场的紧缩政策并不合适。各国政府和央行不应过于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规则，应该采取力度比较大、超出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是维护整体系统稳定，而并非个别机构的存亡。此外，非常规应对政策的设计应尽可能包括退出机制，同时对全球宽松政策长期不能退出的可能性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家庭而言，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和保持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关键。

此次疫情危机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便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收入减少，但开支没有明显减少，且自身资金储备较少。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中国政府在为企业纾困方面已出台了多项措施，但目前政策相对比较欠缺的是对失业的救济、对中小微企业现金的支持，以及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为直接的财政补贴或外部融资。
       疫情稳定后应更多转向重建，货币政策宜进一步宽松。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应该适度宽松，但把握政策调整的时机很重要，应尽量把货币宽松放在疫情控制住以后。现阶段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重建当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方面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减税降费、支持投资，以及增加民生方面的开支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疫情冲击下政策的立足点应是维持生存，但也需要重视债务风险可能加剧等问题
       政府可以考虑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直接拉动居民消费。从欧美国家经验来看，现金补贴政策是比较常见的宏观调控思路，但中国尚未尝试过这种直接发钱的形式。相比消费券，现金补贴更具有普惠性而没有歧视性。在全球疫情蔓延下，不少国家都推出了直接面向居民的现金补贴措施。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向低收入和低财富群体发放现金补贴不仅有助于缓解他们的生存压力，拉动国内消费增长，同时也有助于今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
       应发挥政府杠杆激发民间投资，避免公共部门债务大幅攀升形成风险的积累与集聚。全球范围看，私人部门杠杆率远高于公共部门杠杆率，而中国的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及国企）杠杆率远高于私人部门杠杆率，这一定程度降低了杠杆资源配置的效率。面对世纪性疫情冲击，政府加杠杆是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工具。但就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更需要激发私人部门的活力和依靠市场内生的动力来支撑中长期增长，这就要求在杠杆资源配置上向私人部门倾斜。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将有利于促进风险的市场化分担，缓解公共部门的高杠杆。
       房地产政策除了“房住不炒”，还应“收放自如”。“房住不炒、因城施策、长效机制”是房地产调控的基本方针，但无论是从应对疫情影响角度还是提升治理水平角度，都需要增加一条“收放自如”，特别是防止出现宏观调控政策的自主性被房地产“束缚”。这也是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一线城市仍然要“收”，但其他重点城市群可适度“放”，且更多从土地供应和住房供给角度着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应正确认识从“短期救助”到“中长期恢复”的财政政策选择
       理解各国政策背后深层次的意图、代价和相关政策后遗症，将有助于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大多数国家对于此次疫情的定义是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并认为所造成的影响冲击只是短期的。基于此，各国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经济社会制造出一个“保护垫”和“缓冲区”，以防止社会动荡与经济体系的分崩离析，并寻求疫情后经济社会秩序实现最快恢复。“短期”和“保护”是理解各国财政救助政策的两个关键词。但政策实际效果还是高度依赖于疫情持续的时间。如何处理大规模刺激政策后留下的巨额债务，以及后期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仍是各国政府需正视的现实问题。
       中国下一阶段的财政政策应强调“改革救市”，而绝非仅是“刺激救市”。下阶段中国财政政策将聚焦于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和发行特别国债三大领域。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普惠性和针对性并重。救助的重点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和困难群体，但同时也可以推出更具有普惠性质的中长期改革措施。二是短期需要和长期发展并重。当前中国的疫情防控处于“放缓”阶段，因此政策主要以中长期恢复为主。政策力度、着力点和政策手段都和疫情“遏制”阶段有很大不同。三是国情不同，政策重点也不同。相比欧美国家通过设置SPV收购资产，中国也有直接购买企业资产的需要，但基于庞大的国有企业做稳定锚，中国可重点集中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以及民营企业等关键领域和环节上。四是要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即使通过财政政策提高赤字、提高债务，仍应想办法提高财政资金金融化使用的比例。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消费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仍然要持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此次疫情作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内的消费需求及生产供给均产生重要影响。从消费市场的需求端来看，消费者对于安全健康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加、线上生活习惯正在全面养成，以及居民精神文化需求愈发旺盛，但部分服务业从业群体的消费能力也面临下降。从消费市场供给端来看，传统消费行业如餐饮、住宿、旅游业均受到重大冲击，但也催生了一些线上新兴消费业态。同时，防疫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购买的激增也导致价格出现短期上涨。
       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是有效恢复经济的关键举措。在外部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稳经济的重点，已经成为共识。随着消费信心增强和复工复产推进，消费仍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同时，受疫情影响，国际之间的人员往来受到了限制，这也为国内消费品的市场拓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国产品牌引进和自主供给品牌不断提升，国内市场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发挥，更多消费者会在国内进行消费，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提振国内消费市场，应“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两手抓。一是要根据市场变化采取短期措施进行消费回补，如增强消费信心、加快传统消费的回补、释放新兴消费潜力，以及保障基本民生。二是要继续完善促消费长效机制，在保障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基础上，加快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和引导，鼓励技术创新应用，培育收入增长，同时完善多层次城乡载体，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市场供给，从而实现庞大的国内市场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