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你不知道的医学往事，马伯庸携《大医》在南大开讲 2023-03-13 12:40

现代快报讯（记者 姜斯佳）2月24日下午，人气作家马伯庸携新作《大医》来到南京大学文学院与读者们见面，围绕“医术之外——闲谈中国近代医学往事”展开精彩演讲。

《大医》是马伯庸新近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分为“破晓篇”和“日出篇”两部出版。故事讲述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 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一九一〇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作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三个人身上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医生更加沉重。从晚清至民国再到抗战，大时代的浪潮波涛汹涌，无时无刻不牵扯着三人的命运。他们相互扶持，从三个蒙昧天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在一次次救援中感悟到，何为真正的“大医”。

△《大医》

谈到《大医》的创作缘起，马伯庸追溯到了2017年去上海华山医院做讲座的经历：“当时医生朋友带我去参观院里一座老楼，这座楼是1910年建成的。进去后我才了解到，华山医院最早叫红十字会总医院，是中国红十字会建的第一座医院，也是中国人建的第一所中国医院，历经百年风雨。看到里面陈列的老照片，我意识到在这个医院发生的事情实际上都能跟历史上的大事勾连，就觉得这个题材应该很有意思。”

不过，这次讲座的主题并不是《大医》，而是这套书之外的故事。马伯庸提到，为了创作《大医》，自己做了三年调研，搜集到许多中国近代史上跟医疗有关的“八卦”，可惜有些素材没用到书中，刚好借这次讲座的机会分享给大家。

△马伯庸

爬梳史料有时就像侦探破案。马伯庸曾经看到一封日军逮捕令，其中记录了1938年许氏牙科的所长和妻子给反日部队提供盘尼西林。通过深入考究，他发现这封逮捕令是伪造的。伪造的证据是什么？事实上，第一款能在实验室使用的盘尼西林发现于1940年，1944年盘尼西林工业化的问题刚刚解决，输送到亚洲战场至少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所以这对夫妇在1938年不可能接触到盘尼西林。伪造目的是什么？经过进一步查考，马伯庸发现这封文件伪造于1946年，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清算通敌行为，许氏夫妇被逮捕后，为了减轻罪责，自行伪造了帮助过抗日军队的文件。

那么，中国的盘尼西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马伯庸就这样发现了药理学专家汤飞凡和他的学生张昌绍。前者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从一个鞋匠皮鞋上的霉菌培育出了中国第一支盘尼西林；后者则为盘尼西林取了更通俗的名字——青霉素，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女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现场观众

在国家危难时期，许多大医本可以在国外安然度日，却毅然选择回国救死扶伤。马伯庸展示了一封抗战时期的信，是中央医院贵阳分院院长钟世蕃写给中央医院总院院长吴绍青的，贵阳当时遭受日军轰炸，钟世蕃请求吴邵青寄送一些战略药品，信的末尾突然出现一行温馨的Merry Christmas，为那个至暗时刻增加了一抹光亮。信中的钟世蕃正是钟南山的父亲。

马伯庸还在讲座上谈到了一段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缔造者沈敦和的往事。沈敦和组织起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办红十字会总医院之后不久，上海便遭受鼠疫的荼毒。鼠疫主要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管辖租借的工部局立刻采取措施，从印度进口疫苗，对住户进行隔离消杀，租界内的中国老百姓一时无法接受，纷纷逃出租界。沈敦和听说后，提出“防疫不只是科学，也是社会学”，要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他们的接受程度和切身利益。于是推行华洋分检，租界内的中国人送到红十字会总医院检查，男女分开检查、接种疫苗。同时在四天内成立了一所传染病医院，用来隔离感染患者，这座医院就是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前身。

△童岭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是马伯庸的好友，他认为，马伯庸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是因为他充分掌握了史料，又沉浸式地进入了史料。

从一则1944年刊载于《解放  日报》的简短通讯中，马伯庸就能发掘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延安附近的川口镇每年三月到五月都会爆发“吐黄水病”，患病者会上吐下泻三天后死亡。延安方面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派老红军徐根竹和中国医科大学的教育长曲正前去医治调查，曲正后来又请学生马荔前来协助。医疗团队在没日没夜地抢救患者之外，全力展开调查，发现村民是肉毒杆菌中毒，而毒素来自村民家里的腌菜缸。出于责任感，徐根竹等人决定要彻底根除吐黄水病，调查肉毒杆菌污染腌菜的传播途径。负责调查的马荔反复调查研究，终于解开了吐黄水病之谜，原来肉毒杆菌会以芽孢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土壤中，春天陕北的大风将细菌卷到空中，上风口村子里的腌菜缸因此被污染。在切断传播途径后，一场大疫就此消弭。

△张亮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认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入特定阶段，中国的学术与艺术创作也来到了新的阶段，人们开始将目光从帝王将相的历史逐渐转移到了普通人的历史上，包括《大医》在内，《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等作品的涌现就是佐证。

讲座的最后，马伯庸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意外发现：“医学生在入学前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在搜集资料时发现，孙思邈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竟然也有类似的誓言。二者表达方式不同，核心思想却是完全一样的。这说明医德是超越文明的，它是人性到达极致的一个共通点。我这套书原本想了很多书名，但最后觉得只有“大医”二字才能体现近代许多医生毁家纾难、无怨无悔的精神。在看到这么多事之后，我逐渐感到自己有责任写完这本书，希望大家借此对近代医学和相关领域的仁人志士多一分了解，对当代的医护工作人员也多一分谅解和尊敬。”